下面就从以上三个方面，并结合上文关于检察官职业伦理义务包含有检察官法律义务的看法，在尝试区别检察官伦理义务和法律义务的意义上，以表格方式对两份文件所涉检察官职业伦理的内容做一个类型化的分析。
这种大学法学教育和司法职业培训可能成为一个人进入法官职业的直通车。司考门槛在事实层面是高了还是低了？很多人是从考试人数和通过人数的比率来说的。
既然一个理想的法律职业是法制改革的目标和法治实现的前提，既然在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讨论中都是以职业为限定，如职业理念、职业技能、职业管理、职业伦理等，那么就有必要正面回答一个问题，即，什么是法治社会所需要的理想的法律职业？或者说，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法律职业只有具备什么样的品质才能承载起实施法治的重任？ 从法治发达社会的实践看，法律职业是一种具有特殊品质的专门职业（profession），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它与医生、工程师、会计等职业相似而不同于商人、护士、社会活动者、士兵和警察等。因此，法律职业道德对于法律职业的重要性，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的一个基本的构成因素。英文中的 律师 (lawyer)既可以指一种职业，与法官、检察官、法律教师、政府或公司的专职法律顾问等各种法律职业并列，又称执业律师。理由是：忠于法律是一个总体要求，其中的法律应该是一个统称，不宜对法律作列举式规定。可以说，如果没有《法官法》在十年前对担任法官者设定的学历门槛，就没有后来关于法官职业化的明确提法，以及在法官职业化方面不断引入的高标准、严要求。
法官管理要合理规范，真正体现法官职业的内在规律和特性。那么，什么是内在视角下的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呢？从法律职业的形成来看，法律职业道德在其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法律职业道德的支撑，就不会有现代法律职业。由于法律解释可以以变相或间接的剪裁事实的方式进行，在一些国家如法国的法律制度和实践中才得以认为司法裁判是将法律适用于具体事实的过程，而无需解释法律。
这是人性的一种可爱之处，但也是它的一种弱点。第三，这种法律解释权自产生起就与具体个案的裁判背景相联系，随着立法性法院融入普通法院系统，它也与具体个案的裁判程序融为一体。严格意义上人大制定的法律也只有二三百件，而国务院制定的可能有三千件，政府的规章就更多了，谁是真正的立法者，这个问题还可以进一步深入，谁是立法的技术精英。就像我们刚开始讲的英王的那段对话，形成英国司法法律解释传统的一段对话，也就是后来我们讲英国的法治宪政学也要引用这段话，它形成了一种法治的传统。
现在由于生活的变化往往造成立法大刀阔斧的修正，大批量的立法显然已没有传统立法的那份从容，而对相关法律用语缺乏相关法理分析的结果必然加深法律自身的不确定性。德国的这种模式就是不同的权力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
我觉得这是法治里面最原初的问题。法律解释就是对法律文本意思的理解和说明。拿破仑在组织编纂《法国民法典》的时候，他就带有这样一种确信，他认为法律可以变得很简单，任何一个可以把两个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人都可以作出法律上的裁决，都可以做法官，都可以适用法律。如果要了解现在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去研究法律解释，可能他和整个近现代法律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法治在整个原理上所面临的问题都是分不开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关系整个中国法治进程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是法律不是这样，波斯纳说：法律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有巨大的差别。对法律条文能理解是因为对法律条文背后包涵的那一套原理在这之前，法学院的教育中已经获得，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数罪并罚、什么叫累犯等。从总体上看，与上述背景分不开。传统的法院对法律解释最经典的理解就是法的解释，其它，如对法律阶级性的解释 、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都是法律之外的，因为即使你将他理解得再清楚，它还是法律之外的，说能明白什么呢？所以法律解释问题也反映了中国法治视野的一个真理。
大家阅读会发现，有许多主张说法律解释只有司法解释，其它解释都不存在法律解释的问题，为什么会这么认为，为什么会基于这样一种观点去写一本书？而我们看国外的理论就会发现 ，他讲的这个法律解释 经常放在具体的司法个案裁判中来研究，很少在一般意义上泛泛的谈这个法律问题，为什么是这样？它在法律实施的什么情况下发生，这个是必须要回答的？前一个问题涉及到经常所讲的事先解释和事后解释，立法机关对法律的解释即立法解释须分为事前解释和事后解释，前者是指预防在法律适用时发生疑问而预先在法律中所做的解释，比如诉讼法中什么是当事人、什么是证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继续按照传统的思路实际上我们就难以分清立法领域的法律解释、法律实施领域的法律解释，人类一旦形成某种传统之后若要改变他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按照这样一个操作定义，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对什么是法律解释问题所涉及的内容进行判断。近代法治的这种最初预测就建立在这样一整套的观点之上。
关于法律创制与法律实施，关于立法与司法这样一种划分，如果现在要放弃这样一种传统的划分，要创立一种新的表达，处处都会遇到一种交流上、表达上的障碍，是不经济的。而美国的模式就是同样的权力比如立法权只能由不同的机构来行使。同时，法律解释涉及在法律实施的场合对什么是法律的回答，对法律解释问题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法律现象的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即从法律条文本身转向法律的实现，从对抽象法律概念的探讨转向对现实制度设计和具体操作技术的研究。（这与中国古代的焚书坑儒实为异曲同工。关于法治的这种理想构图很快就受到了来自理论和实践的批判。由于这种局限性，可能给予我们在法律的理解上造成一定的障碍。
它所针对的是法律主体的外部行为，而不能在内心刻划、感情描述上比高低。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法律文本是文本的一种，它与其他非法律文本一样，都具有文本的共同特性。
为什么讲这个典故，实际上这两个进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在法律解释上没有一整套的规则和技术、理论，我们很难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所谓法治大国。
第七，应该注意研究法律文本不同于其他文本的特性。并不妨碍我们在不同场合下对法律的不同解释作出区分，也不影响在研究法律解释时只是限定于某种场合。
尽管表达式多种多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有意义的，所以他把它们统称为有意义的形式。这里的法律主要是制定法，法律文本主要是指法律条文，意思就是通常所说的意义、含义，理解就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是对理解的外在展示。尽管对法律文本特性的完整阐述，是一个需要专门探讨而迄今仍为研究者所忽视的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到法律文本与其他各种文本有明显的不同。近现代的法治构成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的制度和实践上讲法律解释有一个解释权问题，解释权只有一定特定的主体才能行使，其它主体都无权解释，也就是说不承认你解释的。我们很多定义的定位都是对法律文本的，而不是对法律规范的。
由于不同场合下的法律解释具有不同的目的和特性，为了不使法律解释的目的陷于泛化而导致混乱，我们才必须作出区分和限定。中国成语中也有削足适履的典故。
对法律解释的研究大致可分为理论与操作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法律解释成为一种解释现象，只是解释现象之一，作为这样一种解释现象所存在的场合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种推而广之的理解的。
还可再以拿破仑为例，看看大陆法系传统中统治者对待法律解释的心态。当然要承认他们的这种理解是更为普适性的。公元6世纪，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依靠法学家的帮助成功地完成了《国法大全》的编纂，在《国法大全》颁布的同时，他立即禁止在裁判中参考任何法学家的著作，并禁止对《国法大全》作任何评注，意图借此维护自己和法典的绝对权威。而英美法系，法官可以造法，它就可以公开说我在解释法律。
我不相信一个社会法律越来越多，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也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张扬。搞法学研究，造诣的深浅实际上就在于面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一种认识。
在言谈中，说话者说的行为与想的过程同步，他可以通过手势、表情、指示词等方式进行直接、实在的指称，而在文本中，由于没有了言谈的当下性，直接指称被悬置了起来。刚才所讲的都是法律解释的原理问题，而这些解释的原理问题最后都要归结到什么是法律解释这样一个的回答上来。
特别是近现代法治是民主的城堡这种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方面把法律解释与法律实施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出现下面的这种情况，一是在制度和实践上一般把法律解释只限于抽象解释，不承认具体解释、所以最高法院说只有他才有法律解释的权利力，省院及各地方法院都无权解释，这就是非常矛盾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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